在1932年和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过大饥荒事件的，而对于这起事件中，所导致的饥荒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人为因素，而且也在当地中称之为“饥荒种族清洗”，那么以饥饿灭绝种族？乌克兰大饥荒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315万至718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 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
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当地也称为“饥荒种族清洗”。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一些乌克兰人认为苏联对这次大饥荒的责任相当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并且认为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行为法律上构成种族灭绝。
乌克兰大饥荒苏联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开始，它包含了500万吨用于缓解饥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给乌克兰的，而对拖拉机等机械的分配被特别地倾向于乌克兰，“一个由设置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几千个政治部所组成的网络对1933年的丰收起到了巨大的贡献”(陶格1991，72-74)。此外还有其他措施，包括为着播种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管理着工作，给农民分发种子和食物援助物资。
总之，饥荒是由自然因素引发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帮助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收成，从而终结了饥荒。
这与那些西方的反共人士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是针锋相对的。那些所谓“Holodomor”，或者所谓“故意的饥荒”和“人为的饥荒”的解释不简单是在很多重要之处出现了错误。这种论调的支持者通过省略一些会破坏他们的解释的证据来歪曲历史。这不是历史，更是伪装成历史的政治宣传，我把这些称为“有脚注的宣传鼓动” 当代学者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 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乌克兰历史学家说，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党干部会议上下达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愿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联**党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党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一书，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目的是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以致于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苏联专家到了50年代都试图在研究的时候纠正30年代到40年代的数字。
目前有两种关于这次饥荒的错误的解释被广泛接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称，饥荒是因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为了出口而故意从乌克兰农民手中扣下了粮食;另一种说法是为了镇压乌克兰独立运动，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故意使乌克兰人民挨饿;或者两种原因兼有之。这种断言的动机很复杂，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说法成立。
这就是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作为对犹太大屠杀的有意模仿，这一神话最早源于离散于各国的乌克兰人，这深受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和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志愿兵师退伍兵以及乌克兰反抗军(OUN-UPA)的影响并在其中广为流传。上述力量曾站在纳粹一方战斗，并在红军挺进乌克兰时随德国部队西逃。事实上，纳粹形塑了早期的“人为饥荒”神话，并把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的罪名扣在犹太人头上。
当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这些力量再次涌入这个国家，并且对历史-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问题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提高乌克兰反抗军的历史地位，要求将这些曾经屠杀了大量犹太人、波兰人、苏联公民的罪犯当做“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英雄”。(这里的假设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某种方式可以成为大屠杀的借口。)
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绝对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而编造的东西。但这种说法已经被乌克兰国家官方所接受，现在已经被强行灌入乌克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并为乌克兰学者所推广。因为完全没有证据支撑，所以“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干脆就被简单地当作“理所当然”来处理。这个话题已经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讨论禁区”，在乌克兰国内，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任何和这种观点相左的讨论。(在乌克兰在各国的移民社区中，情况同样也是如此)在“橙色革命”的领导人尤先科担任总统时，尤先科曾一度有意通过一项法律，以刑事惩罚威胁那些敢在公共场所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的任何人。
一个更加“主流”但仍然还是政治化解释的说法是：大饥荒应该归咎于农业集体化和国家过渡的粮食征集，正是后者导致了灾难，管理失控，人民造反，以及最终的饥荒和饿死人的悲剧。这是俄国官方的说法。这种说法和以上诸种说法同样缺乏实证来源。
环境因素导致了饥荒
1932-19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环境问题造成的粮食歉收。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区的干旱，另一些地区罕见的大暴雨;农作物感染了严重的黑穗病和锈病;各种害虫疫病，包括亚洲蝗虫、甜菜象虫、草原蛾、毛毛虫等;还有严重的鼠患。粮食歉收十分严重，整个苏联的粮食可供应量明显少于整体人口的粮食需求量。
以上这些现象是人类活动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到处蔓延的严重的杂草问题，是由于本该从事除草工作的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因为农村人口大量迁徙，留下的农民多是老弱病残，自然会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耕地闲置或者产量不高，则是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以及剩余农民因饥荒而变得衰弱不堪或濒临死亡这两方面原因所致。
马是犁地播种及其他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牵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饥荒中饿极了的让农民吃掉了马的主粮——燕麦，导致很多马匹要么饿死，要么严重羸弱。虽然苏联政府进口了一些拖拉机和其他机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匹缺乏导致的动力短缺，但并不足以完全克服这个问题。
许多土地已经连续多年耕种粮食，这导致土壤枯竭，肥力严重下降。农庄和农业部门很难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农耕区，农地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劳动力的条件下终于迎来了粮食的丰收，这次饥荒终于结束了。这意味着1931年和1932年的劳动力也是充足的。所以这些年粮食的减产主要应归结为上述的环境因素。
苏联领导层没有充分理解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信息收集人员、OGPU(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当地的党的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将饥荒原因归咎于诸如管理混乱、决策层失误甚至扩大到农民反抗、富农怠工消极破坏等人为因素。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没有被理解，人们反而相信那些认为粮食本应该丰收的报告。如此一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自然就成了饥荒是由下列各种严重的怠工反抗活动所致，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的破坏;农民藏匿粮食;农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价而沽;农民因不情愿而在农田里消极怠工;党、集体农庄和其他机构的共谋等等。
不过苏维埃政府极大地减少了谷物的出口，并开始运送粮食和种子到乌克兰及其他受灾地区。
陶格引用的证据表明不少农民虽然不喜欢集体农庄，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参与农庄的工作，还有许多农民“始终都很积极地在农场工作……(他们)支持这个集体化的系统。”(陶格 2004, 85)
因此，整体而言，农民实际上接受了集体化。
